陳柏惟後來和民進黨合作，前進台中第二選區（烏日、龍井），大爆冷門打派長期在地經營的顏氏家族候選人顏寬恆，成為台灣基進唯一一席國會議員。
再者，凱拉指出社會福利之所以一直以來無法有效觸及需求者，並非是因為需求者沒有ID，而是政府提供的資源有限，導致只有部分人能獲得退休金、補助或食物，因此Aadhaar的推動並無實質的幫助。2009年成立的印度唯一身份識別機構（Unique Identification Authority of India, UIDAI） 將此概念實踐，具有大量政治資本及經濟資源的UIDAI隨即推出大規模的計畫，目標將所有印度居民納入電子身份辨識系統中，使政府能簡化及方便管理行政程序及經濟活動。
例如印度媒體《India Spend》於去年底指出，仍有5邦的學校要求75％的學生需透過Aadhaar註冊，但是受限於網路普及率、資訊不對等以及Aadhaar系統的不穩定性等因素，並不是每位居民皆能即時連接各種社會福利卡及身分證至Aadhaar卡。而至於Aadhaar是否能有效抑制貪腐，批評者亦表示成效有限，雖然傳統的中間人會因新的制度而消失，新的中間人仍會出現。然而印度經濟學家雷蒂卡・凱拉 （Reetika Khera） 在其所編輯及撰文的《反對Aadhaar: 當大數據遇見極權政府》（Dissent on Aadhaar: Big Data Meets Big Brother，暫譯）一書中試著拆解政府以效率、反貪腐及減少貧窮的口號，她指出，Aadhaar除了可能犧牲人民的隱私權外，亦可能進一步奪走貧困者、老年人及行動不便者的生存權在反腐敗和提高效率的名義下，政府可以合理要求其居民提供指紋和虹膜掃描等生物特徵資訊。例如將政府補助數位化 、紀錄公務人員的出缺勤、簽發護照以及作為電子商務及數位交易的認證基礎，Aadhaar亦具有便於攜帶、可追蹤及難以盜用等特性。
然而印度經濟學家雷蒂卡・凱拉 （Reetika Khera） 在其所編輯及撰文的《反對Aadhaar: 當大數據遇見極權政府》（Dissent on Aadhaar: Big Data Meets Big Brother，暫譯）一書中試著拆解政府以效率、反貪腐及減少貧窮的口號，她指出，Aadhaar除了可能犧牲人民的隱私權外，亦可能進一步奪走貧困者、老年人及行動不便者的生存權。而隱私權的爭議則被部分Aadhaar支持者視為是中產階級的特權，支持者指控，僅有足夠富裕的人才有餘裕思考隱私的侵犯多過生存的掙扎。」張潔平因而鼓勵撰稿者們一定要走出社交網路與同溫層，將會發現真實世界比自己經歷的、朋友口中的和書中看到的來得寬闊。
但，讓自己保持開放的心胸，她認為正是選題最關鍵的心法。而後當她也嘗試以此去感受香港時，她發現自己可以重新建立與這座自己生活的城市的連結，對事物有了新的看法。對張潔平來說，當時作為報導中國、卻常駐香港的境外媒體記者，多半為了明確的選題前往採訪，卻難以有在地長時間深入理解社會的機會，相比龍志這樣的經驗，更擔心自己觀念先行。」 張潔平不諱言地說，選題可謂組成手中箭的三項專業能力中最重要的一項。
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另外，她也觀察到，常見的選題思路有兩種，一種是從新聞事件出發，形成很自然的需要去報導的選題，另一種則是從宏觀的問題意識出發，去生活中採訪求證。心法一：用好箭射好靶 「箭不磨是會鈍的，靶是隨著世界的變化而變化。
」 張潔平以射箭理論，解釋自己累積下來的採訪寫作心法 | 圖：張潔平提供 每個人不同的世界觀，會讓報導有不同的聚焦重點。文：劉雨婷 無論是現今興盛的非虛構寫作（紀實文學）或新聞報導，撰寫者皆須透過採訪來挖掘故事，並經潤飾、發表，才能讓一個議題浮出水面、與大眾對話。這是張潔平認為最理想的採訪關係，也是她一路累積的採訪心法，最終希望達到的目標。對張潔平來說，她用一個三環同心圓箭靶，來給所看到的世界建立框架，由內而外分別是：故事、脈絡、機制（結構性因素）。
然而，張潔平也強調，社會問題成因複雜，儘管可選擇其中一點聚焦，但不應因此忽視其他因素，「那是扭曲事實。啟發張潔平的是中國知名調查記者龍志，聽他分享過往在湖南地方日報當記者時，透過走街串巷、與大眾細聊、深入該地社會，比起在辦公室或者飯局跟同溫層聚會聊天，或是看社交網路消息，不僅獲得許多真實生活中的好故事，也能夠更敏銳地發現地區趨勢性的變化。」 心法三：平等、尊重、信任的採訪關係 「必須警惕採訪變成一種情緒勒索。在此一框架下，問題意識可聚焦在像是社福體系不充足、養老責任完全由政府轉嫁至個人身上所造成的悲劇，像是北京大學教授吳飛的《浮生取義》中，提到農村地區的老年人，很多人一旦生病就會自殺，除了人倫慘劇的角度之外，正彰顯了這種養老沒有制度性保障的悲歌。
但兩者同樣都需思考，如何選擇出值得深究的細節，而不反被鋪天蓋地的素材牽著鼻子走。若以香港反送中運動為例，她指出，儘管每天都發生許多血腥暴力事件，但若因此單聚焦在某個暴力故事上，其實對讓讀者理解香港處境毫無幫助，應該將該起運動的歷史脈絡和香港的內部機制（結構性因素）交代清楚，陌生人才會了解整起運動的意義。
她提醒前者的作法，最好等現場戲劇劇性沉澱，才能發現背後的複雜性和隱藏其中的深度故事。「如果你不能感受到這世界真實的溫度，其實你寫東西會越來越脫節、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裡。
比如假設韓粉都是無知、易被假新聞騙的人，並依此去訪問，雖然可以找到符合的故事，但這能否反映韓粉成為韓粉的最真實情感結構？張潔平認為答案肯定是不能的。或是眼前有一幅重要的靶，卻因為疏於磨箭，而失了準心。但她坦承，除非本身具備與立場迥異的人交流過的豐富經驗，擁有承認、懷疑自己無知的同理心，不然實在不容易做到。」當雙方有著基於理念、或理解的共同想像（共同目標），願意一起為此合作、努力，才造就了平等的採訪關係和作品的獨立性。」 張潔平將自己的採訪方法比喻成射箭，選題、採訪、寫作三項能力就像是手中的弓箭，經由個人世界觀所框定的世界，則是瞄準的箭靶，撰寫者若能磨練好專業能力、培養清晰的世界觀，則無靶不中。然而，有時故事還深受脈絡以外、更宏觀的社會結構性因素影響，並非偶然爆發，因而將「機制」擺在最外面的第三環。
舉例來說，中國近年人口紅利透支，社會內部出現老年化、少子化的趨勢。」 她引用台灣紀錄片導演張釗維〈紀錄片的山谷〉文中觀點：「在拍攝中，我跟拍攝對象之間，有現實的拉扯，但也彼此摸索著一個超越這現實拉扯之上的共同想像。
但尚需交代故事背後的來龍去脈，「是什麼」背後的「為什麼」，讀者才得以準確理解故事意思，尤其在進行跨文化交流時，此舉更顯重要，因此她讓「脈絡」位於第二環。尤其是擁有較大自由的獨立撰稿者，更應力求做出一箭穿心的深度報導，而非空有箭、卻射偏到其他的靶上
透過諸多的相關電視劇及電影，我從之前所受到的威權教條式思想所造成的緊張氛圍中，逐漸清醒與慚愧，就好比俄國小說家伊凡．屠格涅夫小說《父與子》所描繪的保守宗教派、虛無主義與自由主義等之間的對立情節，不論是自「太陽花學運」或者是「反課綱學運」，重要的是生活於現今言論自由的社會，就應當善用及珍惜自己所擁有的公民素養去參與及解決任何問題，我們都有著被洗腦與操縱的能力，我們也有著尊重及思辨的能力。」不論曾經是否身為狂粉或者政治無神論者的我們，也不論我們的政治與信仰有所不同，讓我們一起踏上對任何事物抱持著尊重與思辨的旅程，旅程中或許會有遇到喜怒哀樂的情緒，甚至會有艱辛與挫折，但真正讓我們社會大衆能有所成長也是這些過程，而非政治立場中所造成的對錯與選擇，願我們都能真正平凡且自由的活著。
文：陳秉鋐 「它沒有情緒、意慾、個人成分、地域特點攪雜其間。自己出身於外省遷台第二代之家族，自幼家族給予我們的教育就是「學生就是讀書就好，甚麼都不要管。」與「支持某個政黨與電視台才是最正確的選擇。直到實際參與了一場修改勞基法的社會運動，穿梭於一場又一場的遊行，參與了一次又一次的思辨，終於打破了過往的社群與媒體框架，實際參訪二二八紀念館才得知過去的自己是如此渺小與自以為是，翻了一頁又一頁的受害者名冊，其中年齡最小僅有12歲。
來自日本廚川白村作家的著作《苦悶的象徵》（魯迅編譯）曾提出「我們有著獸性和惡魔性，但同時也有著神性，我們有利己主義的欲求，但也有著愛他主義的欲求。而且這樣的威權教條式思想所造成的緊張氛圍是來自於哪個政客歸屬於哪個政黨，就應當唾棄或者支持，政治立場與其信仰顯然已經凌駕於是非對錯之上。
12歲的我卻只是生長在衆多成見及欺騙中的男孩，他們在當時卻必須面臨著威權統治下的痛苦，卻如此堅持不懈。因為立場的不同，於是彼此唇槍舌戰到底，有人或許會模仿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紅衛兵，紅衛兵的清算鬥爭方式，其實是遭到洗腦與操縱的，秉持著「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就灌爆他人的社群網站，無法接受忠言逆耳的情節，這不就是現代版的紅衛兵嗎？倘若我們被選擇出身於「政治狂熱」的環境，又該如何是好呢？ Photo Credit: 孟昭瑞 @ public domain 其實曾經的我也是那名選擇逃避理性溝通的聲音，而導向於黨國時期的狂熱情緒。
於是我循序漸進走上了這條自我封閉的心路歷程，思辨對我來說，那時就如同空氣般的存在，當時的我選擇成為沉默與迴避思辨的政治狂粉，我被灌輸將單一片面的資訊放入大腦中，拒絕接收了那些多元不同的意見，我被灌輸自己該投下哪張政治選票。」的論點，而所有的狂粉及裝睡的人們的內心皆出自於恐懼，恐懼著面對內心真正的真理與自己，因而選擇逃避，這樣的選擇是出自於獸性與利己主義的生存本能，只有不斷付出執行能力及具備18至19世紀歐洲啟蒙運動中的笛卡兒所主張的「我思故我在」的心理狀態，也就是我願意凡是思辨生活中每一件事情，才能了解自己身為人於這社會中的存在價值，因為政治其實即來自於生活中發生的每件瑣事。
小時候的我，根本沒有直接認識電影《返校》中的轉型正義，其劇中的老師與學生為了一切的希望與自由而願意奮不顧身，奮不顧身的人們最終得以看見民主的曙光，也不明白蔣公銅像所存在於社會中的意涵與正當性，那時穿了一件印製五顆星的外套，就在新年聚會中，被鼓譟為「我穿上了一件蔣中正的外套」，立刻得到家中諸多長輩的歡呼。」「政治歸政治，OO歸OO。」在殷海光教授的著作中已提出凡事以清澈及冷靜的公民素養來思辨生活中所發生的事物，他的論點也呼應了伏爾泰的言論自由：「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所講話的權利於是我循序漸進走上了這條自我封閉的心路歷程，思辨對我來說，那時就如同空氣般的存在，當時的我選擇成為沉默與迴避思辨的政治狂粉，我被灌輸將單一片面的資訊放入大腦中，拒絕接收了那些多元不同的意見，我被灌輸自己該投下哪張政治選票。
12歲的我卻只是生長在衆多成見及欺騙中的男孩，他們在當時卻必須面臨著威權統治下的痛苦，卻如此堅持不懈。」的論點，而所有的狂粉及裝睡的人們的內心皆出自於恐懼，恐懼著面對內心真正的真理與自己，因而選擇逃避，這樣的選擇是出自於獸性與利己主義的生存本能，只有不斷付出執行能力及具備18至19世紀歐洲啟蒙運動中的笛卡兒所主張的「我思故我在」的心理狀態，也就是我願意凡是思辨生活中每一件事情，才能了解自己身為人於這社會中的存在價值，因為政治其實即來自於生活中發生的每件瑣事。
而且這樣的威權教條式思想所造成的緊張氛圍是來自於哪個政客歸屬於哪個政黨，就應當唾棄或者支持，政治立場與其信仰顯然已經凌駕於是非對錯之上。」「政治歸政治，OO歸OO。
直到實際參與了一場修改勞基法的社會運動，穿梭於一場又一場的遊行，參與了一次又一次的思辨，終於打破了過往的社群與媒體框架，實際參訪二二八紀念館才得知過去的自己是如此渺小與自以為是，翻了一頁又一頁的受害者名冊，其中年齡最小僅有12歲。自己出身於外省遷台第二代之家族，自幼家族給予我們的教育就是「學生就是讀書就好，甚麼都不要管。
